王烈:老师必须“像我的超我一样向我学习”。

连续七次担任学术经验传承导师,培养14位继承人,传道授业32年。他对接班人的期待正逐渐成为现实。

在不久前公布的第七批全国老中医学术经验传承指导教师名单上,有一个特殊的遭遇——被称为“小儿王”的国医大师王烈和他的第二批继承人袁晓凤、李立新同时出现在名单上。

王烈第七次被选为名老中医学术经验传承指导老师。但第一次入选时,他没想到几十年后,他的继承人都成长为杏林人才:李宏伟深受群众欢迎,被誉为“李小子”;李立新和袁晓凤都成为继承工作的指导者;孙立平成为科技部R&D重点项目首席科学家;冯晓春被评为吉林省名老中医...

“像我的超我一样向我学习”。随着继承老中医学术经验工作的深入,王烈对学生的期望正逐渐成为现实。

7批学术经验传承工作,14继承人,传道授业32年。王烈的传承故事是全国各地老中医学术经验传承工作的一个缩影。自1990项目启动以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已遴选导师3404人,培养接班人6562人。首批六批继承人中,有24人被评为全国名老中医,22人成长为黄绮学者,265,438+09成长为传承指导教师,220多人入选青年黄绮学者、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等拔尖青年人才计划,为中医药事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人才保障。

三尺诊所也是三尺平台。

“鉴于具有独特学术经验和技术专长的老中医专家年事已高,必须采取紧急措施加以继承,否则这些经验和专长将会流失,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1990年夏,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人事部、卫生部联合作出《关于采取紧急措施传承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的决定》,表明了名老中医学术传承的紧迫性,启动了我国第一批名老中医学术经验传承工作。

这一年,一大批有真本事的老中医专家王力可列成了导师。也是从这一年开始,在王烈的三英尺诊所旁边,有了更多的继承人。

早上6点,长春的风格是外面冷。义诊开始前1小时,在王烈的义诊室内,传承人依次入座。王烈拿出事先准备好的讲话稿,详细讲解了自己对该病的认识、临床经验和方药。小班结束后,进行临床教学,进一步巩固传承人所学知识。这是王烈传承学术经验的独特方法——小班与教学相结合。

这些浓缩了王烈学术思想的讲义,越积越厚,最终汇编成王烈学术经验丛书。

著书是王烈继承学术经验的另一个重要方式。在王烈看来,无论是课堂教学还是临床教学,能得到自己个人传记的人总是有限的。但将他们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整理成论文和书籍,会大大增加传播半径,让更多的中医儿科医生受益。

在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儿童门诊工作的主任医师孙立平回忆说,学术交流时,王烈总是带着厚厚的一摞书来换取厚厚的一摞书。他以书籍为媒介,一方面传播自己的学术经验,另一方面也吸收别人的学术思想为己所用。

今天,92岁的王烈仍然保持着不间断写作的习惯。他天不亮就起床,写书写演讲稿,6点去医院给接班人上小课,7点开门诊。在第七批继承人加入他的遗产后,王烈在业余时间给他们上了八堂小课。

“师徒传承是古代中医传承的主要形式,也是当代传承的重要方式。从我前六批学术经验的传承来看,这条道路是正确的,应该坚持。”王烈认为,大学教育为中医学生打下了良好的理论基础,而向老师学习重在继承老师的经验。两者各有侧重,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值得一提的是,王烈对师徒模式的重视也源于他对导师的感情。毕业于哈尔滨医科大学儿科专业的王烈对中医有着浓厚的兴趣。在长春汽车厂工人医院工作期间,受到医院三位老中医的开导,为中国第一个中医班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幸运的是,他得到了当时长春中医学院的彭云、胡永生等名医和长春市中医院的朱志龙等名医的指导,在中医临床、教学和科研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他还记得老师的教导,朗朗成了圣咏:“书被我的老师看多了,让我的朋友选择付费;一千方易得,一方难求;临床实践的方式,没有古方,不能治病。拿着古方治不了病;方桂芝不是在当下和现在,而是在适合病情和治疗有效方面……”

"因为老师不严格,所以很难解决这个问题。"

“老师经常用‘学我如我超我’来鼓励我们,希望我们能在继承的基础上突破创新,超越他。”孙立平解释说,“向我学习”就是学习老师的看病思路和方法,不断总结和借鉴经验;“像我”,即像老师一样,思路正确,辨证合理,用药得当,处方严格;“超我”就是从老师的经验中学习。不墨守成规,敢于创新和实践,善于用现代科学理论把中医的疗效讲清楚。

“向我学习很容易,像我一样也不难,但超我必须努力做到正直和创新。”王烈说。

因此,王烈非常重视继承人创新思维的培养。他经常以自己发现和应用白屈菜的故事为例,鼓励后继者努力思考,勇于创新。

从65438到0969,王烈偶然得知白屈菜常用于治疗腹泻,于是他亲自尝试了这种药,以确定这种药的效果和剂量。在一次偶然的临床实践中,他发现白屈菜仍有治疗咳嗽的功效,于是将白屈菜用于治疗单纯性百日咳,并不断优化制剂。最后,他将白屈菜纳入中药饮片,并收入《中国药典》1977版和2020版。

“老师还鼓励我们做科研,做项目,在临床实践中总结提高。他带领我们开展儿童哮喘的临床、理论和基础研究,形成了‘三论、五方、十四法、五新药、六制剂’,在病因、治则、预防等方面形成了创新的理论体系,不断优化了一系列防治方案,得到了国内同行的认可,并作为适宜技术载入教科书。孙立平补充说,科技部重点R&D计划的重点专项“中医药应用于减少儿童细菌感染性疾病的示范研究”也是在王烈的鼓励和指导下完成的。

“不守纪律的医生伤害病人却轻视生命,不守纪律的老师误导孩子,导致问题难以解决”,而继承人“像我的超我一样向我学习”的背后,是王烈对他们近乎苛刻的苛刻。

“老师对我们要求很高。因为门诊病历没写好,我被训哭了。”孙立平说,王烈对病历的格式、四种诊断的描述甚至标点符号都有非常高的要求。有一次,孙立平在匆忙中犯了一个错误,病历被王烈愤怒地扔到了地上。

“老师布置的任务,每次都要扒皮!”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儿科主任袁晓凤早就听说了王烈的病情,甚至因为害怕而退出了教师队伍。袁晓凤回忆说,如果有临床灵感,王烈会“逼”她及时总结提炼,写学术文章;两万多字的卷子,王烈逐字逐句看着,让她改了一遍又一遍;如果有人敢在学习上“愚弄”王烈,他一定会被教训一顿。无数个燃灯烧油的夜晚,从袁晓凤等传人那里带来了中医的真本事。

希望中医儿科的路越走越宽。

“小冯,你从小在我身边长大,年龄也太大了。你是个大器晚成的人。你一定要为中医儿科的发展做点事情。”王烈总是唠唠叨叨地催促着原晓凤。

记住王烈的教导。袁晓凤在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担任儿科主任后,立志要把中医儿科做大做强。

在王烈及其团队的不懈努力下,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儿童门诊中心从一个临床科室发展成为拥有300张床位的门诊,其中医特色享誉全国,日均门诊量高峰时达到1000余人次。

“王老医德高尚,一切从病人的角度考虑问题。他从来不开你的处方,甚至不资助钱给病人买吃的,买票。我们中心的医生深受王老的影响,学习王老的关爱风格。处方本着有效便宜的原则,患者平均费用一两百左右。”袁晓凤说。

据介绍,儿童诊疗中心团队以儿童肺部疾病防治为主要研究方向,注重突出中医药治疗优势,构建了哮喘三期分治理论、儿童哮喘苗期理论、哮喘咳嗽理论;依据养土生金、化痰开合的治疗原则,建立痰湿闭肺型肺炎喘嗽;形成了三阶段治疗过敏性紫癜、开胃进食治疗小儿厌食症等诊断思路,临床疗效得到了广泛认可。

王烈及其后继者也通过撰写书籍、举办中医继续教育学术会议、培训班等方式,向全国各地的中医儿科医生“传经送宝”,毫无保留。

“大家都是各个中医院的儿科主任。经过严格筛选,他们从全国各地赶来,就是为了学点真本事。你可以把这些药方抄下来背一背。等你回去了,就有效果了,让患者看到真正的疗效。”在一个培训班上,王烈把他治疗儿童抽动障碍的常用药方一字不漏地教给了学生。

在《小儿医录》这本书的劝诫中,王烈记下了老师的训诫:“以杏林真本事吃饭,让本草真说话。”如今,他不仅实践师训,还把自己所有的真本事传授给了自己的弟子、中医儿科的同行,甚至陌生人。

“他不怕自己的真本事被人学会。相反,他认为学习的人越多越好。会有更多的人体验到疗效,会有更多的人信任中医儿科,中医儿科的发展之路才会越走越宽。”袁晓凤说。

“现在我老了,还是会坚持闻鸡起舞,继续我的教学和临床工作,为中医儿科的发展贡献力量。”王烈说。